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斤，年入盐税四百多万两。加上地方政府其他收入，每年也有三百余万两。两项折合钱粮，相当于数省的田赋总额。
但到了陶澍出掌两江之时，才发现两淮盐务“自二十年前已逐渐就颓，有江河日下之势”，空空如也的库房中，只留下四千余万两银子亏空的烂账，为盐商垫借的上千万两银子，也早已化为乌有。久历官场风雨的陶澍见状，亦不禁慨叹“山穷水尽，积重难返”。
“扬商已穷困”
得到陶澍陆续奏报的道光皇帝大为震动，急忙派出户部尚书及侍郎(财政部正、副部长)为钦差大臣，南下筹议盐务改革办法，并最终批准裁撤管控不力的盐政官员，命陶澍以两江总督身份，兼理两淮盐政。
道光十一年正月，陶澍正式推行大刀阔斧的改革，拟定“两淮盐务章程”十五条，包括“裁减浮费、慎重出纳、裁选总商、疏浚运道”等等。既大力缉查私盐，实施“官督商运”，又“加斤减价”，将原规定每引盐364斤，增加到500斤，部分免征税款，以鼓励盐商改变“夹带逃税”积习。
陶澍又根据“淮南患于积盐不销，淮北患于无盐到岸”的具体情况，在淮北试行“票盐”制，改“引盐”专卖为对民间资本开放，平民百姓只要购买盐票，即可自行各处贩卖。
为提倡廉洁奉公，陶澍除坚决退回盐政每年例送的二万两“红包”外，还将自己兼任盐政的养廉银(职务津贴)五千两，归入“节省”项下，全数上缴中央户部。大领导带头示范，属下岂敢不跟进?一年下来，两淮盐政裁减的各项“浮费”，多达十六万两。
陶澍主持两淮盐务改革，前后八年多。在此之前，淮南拖欠公款一千九百多万两，淮北拖欠盐税二百余万两，到了道光十九年(1839年)，淮南、淮北共上缴正杂项税银二千四百多万两，尤其是淮北改行“票盐”后，成本大减，盐价下降，百姓得益，税收也回升了。
不过，本可只手遮天、从“浮费与摊补”中肆意取利的总商们，却因此大受打击。清朝文人笔记中有记载：道光年间，因陶澍改纲盐法为票盐法，“扬商已穷困”。扬州，这座数百年来极端依赖盐商巨额财富支撑的商业都会，似乎窥见了它繁华的尽头。
但细心考察当年实情，“扬商已穷困”并非陶澍改革的结果，反而正是其诱因。早在乾隆晚期，即18世纪末，两淮食盐专卖制度已步履艰难，因官盐价高滞销，私盐日益猖獗，盐商人数锐减。乾隆六十年(1795年)，淮北盐区原有的20家运商只剩下12家，连年迈的乾隆皇帝本人，对淮盐销量持续下降，也感到忧心忡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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