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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秋时节的江淮一带，本已有几分萧瑟，让云集扬州的盐商巨贾们，感受到阵阵寒意。
道光十年(1830年)八月，53岁的湖南人陶澍升任两江总督，统辖清帝国的钱粮赋税重地江苏、安徽、江西三省，跻身封疆大吏之列。
上任伊始，他迅速打出“反腐倡廉”的大旗：先是明令取消两淮盐政衙门每年呈送总督的大红包，即所谓“赏需银”白银二万两;继而将投案自首后又试图重操旧业的扬州府仪征县私盐巨魁黄玉林，押赴刑场公开处决。
深秋时节的江淮一带，本已有几分萧瑟，陶澍此举，更让云集扬州的盐商巨贾们，感受到阵阵寒意。看来这位素以“为人爽直、任事勇敢”(道光皇帝评语)著称的政坛明星，真的要拿备受诟病的两淮盐业“祭旗”了。
釜底抽薪
出任两江总督之前，陶澍当了五年江苏省省长(巡抚)，吏治清明、政绩突出不说，对地方实情，尤其是两淮盐业长年积弊，可谓了然于胸。
他以总督身份提交给道光皇帝的第一份盐务调查报告，即直指盐场出产时“每盐一斤，不及十文，而转销各处，竟到数十倍之价”，一些盐商为牟厚利又掺入杂物，以次充好，以至于一般百姓为购盐倾尽血汗钱，贫困之家更数月不知盐味。他还说，盐价高昂造成的另一后果是，官盐滞销，私盐泛滥，政府盐税白白流失。
陶澍提出标本兼治的方案，即“必须革去奸商，另招殷实，而殷实之商，又必须明定章程，删除浮费，使不受总商摊派之累，然后肯来”。换言之，就是对康熙朝以来实行了100多年的政府特许总商包办盐务制度，实行釜底抽薪式的改革，力求打破垄断，引入竞争。
当时扬州诸总商把持两淮盐业、中饱私囊的情况，到底有多严重呢?据陶澍的调查，淮盐行销六省(江苏、安徽、江西、湖北、湖南和河南)，公事繁多，总商额定办公费用一年高达七十万两银子，而总商以不敷使用为由，竟额外多支出九十万两到百余万两不等。比如，每逢新的盐政官员到任，需修整衙署，添置家具，一切花费，不过数千两银子，总商呈报的开销单，却多至八九万两。又如准备一份呈送官方的公文，纸张工本费不过数十文钱，居然报销一千两。
这些“盐务浮费与摊补”，一是从官方府库征收的盐税中挪借，一是向中小盐商摊派。以至于地方府库空虚，更拖欠中央政府巨额饷银，而中小盐商又不愿按章纳税，反热衷走私夹带，造成恶性循环。
本来，两淮盐业常年准售盐引近170万道，每引盐规定为364斤，一共超过6万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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