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井伊直弼为首的幕府政权采取的一味强硬的手段(如不等天皇朝廷的意见，独自签署《日美修好通商条约》，以及对反对派发起安政大狱等)，不但无助于缓和社会矛盾、争取人民的理解，反而激化了矛盾、授人以柄、把自己放在了千夫所指的位置上。
此外，加上数百年来德川幕府在日本的高压统治，上至天皇大名，下至黎民百姓，对幕府的统治早有怨言，此时又加上了西方侵略者的压迫，人民自然更是雪上加霜，只要倒幕派稍一挑动，很容易新仇旧恨一涌而出，把账一股脑地都算到幕府的头上去。
因此，归根结底幕府的最终灭亡还是要怨幕府自己(虽然不应当怨开国政策本身)，是幕府长期的黑暗封建统治毁掉了自身统治的合法性。事实上，一旦矛盾的加剧和合法性的缺失累积到了一个临界点之后，可能除了发生奇迹之外，任何改革或是不改革的政策都挽救不了幕府了。井伊直弼的悲剧就在于当他执掌幕府大权的时候，虽然幕府表面上貌似还很强大，但这个临界点很可能已经被越过或者至少是很接近了，而他不明智的政策举措进一步确保幕府越过了这一临界点。一旦临界点被越过，幕府的命运就注定了——如果改革会遭到尊攘派的攻击，而不改革，由于是逆世界潮流而动，最终也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。
日本最终选择了明治维新而不是幕府维新的例子告诉我们，一个政府改革能不能成功，很多时候取决于这个政府是否还拥有统治的合法性，是否还能取得人民的信任。
中国清末的情况其实也很相似。清政府推行清末新政的方向也是要改革、要立宪，但人民已经不再信任清政府了。中国的革命者们很明智地把握到了这一微妙的情况。因此同盟会的纲领首先是“驱除鞑虏，恢复中华”，矛头直指满清异族统治的非法性，然后才说“建立民国，平均地权”，仅仅是捎带着介绍一下自己的政纲。
而章太炎说得就更老实了：“逆胡膻虏，非我族类。不能变法当革，能变法亦当革。不能救民当革，能救民亦当革!”
也就是说，革命与否，不是为了要不要变法，也不是为了要不要救民，而就是要干掉你。干掉你的理由是什么?就是因为你是异族，你没合法性!这个逻辑，按今天的理性思维来看，其实是说不通的。民主共和的基础就是人人平等，为什么一个满族人就不能当中国的领袖?然而，当时革命党的这一套还真就行通了。为什么?是因为满清像幕府一样，错过了改革的最后机会(从同治中兴到八国联军侵华约 40年时间)，越过了矛盾加剧和丧失合法性的临界点，从而导致局面不可收拾，再怎么改革也没用了。
前事不忘后事之师。德川幕府和清政府的悲剧告诉人们，改革是有时间窗口的，不是什么时候改革都有可能成功的!一旦社会矛盾与合法性危机的积累越过临界点，不管这时候政府还貌似多么强大，实际上都是气数已尽了。因此，我们“宁要‘不完美’的改革，不要不改革的危机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