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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有詹长麟一人在房里，生了疑心，“咚咚咚”走过来，眼露凶光，逼视着詹长麟。“啪”的一声，一个重重的耳光落在詹的脸上。詹又惊又怒，咬了咬牙，直挺着没动。副领事没抓到什么把柄，怒冲冲转身离去。詹长麟这才长舒了一口气。
这之后的很多天，詹长麟表面上像没事人一样，内心却紧张不已，此后他行事更加小心谨慎。
1936年2月起，詹长麟的哥哥詹长炳也进了日本总领事馆当仆役，兄弟俩成了“同志”，都效力抗日，收集日本人的情报。
詹长炳、詹长麟兄弟二人为人朴实诚挚，在日总领事馆中做事认真细致，因而深得日本总领事馆先后几任总领事的信任。
沉默的地下工作就这样一天天继续着。
日军进南京城之后，烧杀抢掠，无恶不作，南京城尸积如山，血流成河。
悲惨的图景之下，詹氏兄弟也未能幸免。财产遭劫，房子被烧，半生心血毁于一旦。甚至，连妻子也遭到日军强暴。家恨、国仇和长期在日本人手下劳作的压抑交织在一起，沉沉地堆在詹氏兄弟的心底。
腥风血雨后，六朝古都全城笼罩在日军的恐怖统治下。
日军血洗南京城，仿佛是要刻意告诉中国人：不归顺日军，会有怎样的下场。幸存的南京市民看着日军耀武扬威，敢怒不敢言，有苦只能往肚子里咽。
君子报仇，十年不晚。詹氏兄弟还要继续潜伏下来刺探情报，必须回到日本总领事馆做仆役。忍字心头一把刀。虽然身负家仇国恨，詹氏兄弟却只能强忍着胸中的怒火。詹长麟明白，自己赤手空拳，如果和日本人硬拼，无异于以卵击石。
1937年8月日本总领事馆关闭，詹氏兄弟也暂时回家。1937年12月，日军占领南京后，日本总领事馆恢复，因原在白下路的旧馆被战火烧毁，改设在鼓楼旁之原日本驻华大使馆内。
由于日本政府一直到1940年11月才“正式承认”汪伪政府，因此在1937年12月日军占领南京后，直到1940年11月，日本当局设在南京的最高外交机构就是日本总领事馆。
白天里，詹氏兄弟仍然不动声色地给日本人做着仆役，但暗地里却加紧刺探情报。他们心里已经不再满足于日常的情报工作，希望能找到一个机会，给日本人致命一击，报仇雪恨。
詹氏兄弟白天默默做工，悄悄刺探情报，晚上悄悄把情报传出去。在旁人眼里，他们也许只是日本人的“狗腿子”。
苦等了一年半后，机会来了。
1939年6月初，詹长麟得知，日本外务省次长清水留三郎及随员要在6月9日到南京领事馆视察。詹长麟立即把这一情报向上报告。
6月8日，詹长麟看到日本领事馆发出不少请柬，6月10日晚，日本公使兼总领事堀公一将要在领事馆举行一场大型酒会，欢迎清水次长及随员。
日伪众高官受邀参加酒会。日方计划参加酒会的有：“华中派遣军”司令官山田乙三中将、参谋长吉本贞一少将、副参谋长铃木宗作少将、军报道部长谷荻那华雄大佐、特务机关本部部长兼伪“维新政府”的最高顾问原田熊吉少将，以及谷田大佐、高侨大佐、公平中佐、岩松中佐、三国大佐、岛本少将、三浦大佐、泽田海军大佐、田中中佐和秋山大佐等;伪“维新政府”方面的有：伪行政院长梁鸿志、立法院长温宗尧、绥靖部长任援道、内政部长陈群、交通部长江洪杰、司法部长胡礽泰、教育部长顾澄、外交部长廉隅、财政部次长严家炽、实业部长王子惠、南京市市长高冠吾等。
这份名单几乎囊括了当时驻南京的日本“华中派遣军”的首脑以及伪“维新政府”的骨干。詹长麟立即将这一情报火速上报。
1939年6月8日，日本总领事馆开始为这次盛大宴会忙碌起来，詹长麟被分配去为宴会买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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