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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魏征得到唐太宗的赏赐，至少有约5600匹绢，奖励的现金和其它实物折合约一百三十五万钱，仅赏赐一项，相当于当时二品官170多年的工资收入。有这么高的收入，魏征连一床像样的被褥都舍不得买，这令人想到了两个字：装穷。
如果从当时的大环境和魏征家庭情况分析，这种“装穷”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。他跟随太宗多年，干的大多是“咬人”的活儿，着实得罪了一批被咬的人，如果在花钱上再出风头，必定成为群起而攻的对象，魏征“装穷”的主要原因应该是规避风险。另外，魏征的老婆裴氏是有名的贤内助，生活上精打细算，从严要求，魏征有钱不是不敢花，而是花了怕老婆不愿意。魏征如此“装穷”，不仅保全了自己，和谐了家庭，还名垂青史，这样的“装穷”应该是高智商的人才做得出的。
像魏征一样，为了明哲保身而“装穷”的高官，唐代还真不乏其人。唐玄宗时期的宰相牛仙客，被史书称为“清勤不倦”，他谨小慎微，花钱抠门，俨然不像有钱人。实际上，他床头的箱子里，塞满了玄宗赏赐的财物，可他独善其身，怕生是非，赏赐的东西发了霉，他就是不敢挥霍享用，而是如数存放，妥为保管。如此看，为了自身在政坛的安全而“装穷”，颇为费心。这类存钱不花的高官可谓藏富于家，他们平时的生活虽然很穷，但他们的存折却很富有。
不管怎么说，以上三类穷官的财富来源是正当的，丝毫没有不法痕迹，凭自己的硬工夫挣钱，不管存钱不花“装穷”也好，乐善好施真穷也罢，都是无可厚非的。令人鄙视的，倒是通过“装穷”的小把戏，掩盖见不得阳光的私人小九九。与卢怀慎等人相比，盛唐四贤相之一的姚崇就多少有些不实在，他虽为“开元盛世”出了不少力，历史上好评一片，没有杂音，但他似乎也在“装穷”。
姚崇的家很偏僻，原因是长安中心地段的房价高，买不起。为了上班方便，他又在皇城周围租了间小房子，玄宗知道后，非常感动，为他在高档的四方馆开了房间，他没有敢居住。姚崇舍近求远购置房产的做法，绝对不像有钱人做的事。他的清廉，让后人佩服不已，有对联为证：“三朝为相，惟奉廉慎为铁则;一生重节操，只将俭约传子孙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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